■张艺媛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更是一次系统性的文明重塑。在这一进程中,物质文明的快速积累与制度体系的持续完善,迫切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与伦理规范体系。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现代化伦理规范,已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引导行为取向、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环节。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挑战:失序风险与整合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超大规模人口基数、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社会转型加速的复杂条件下推进的。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工具理性扩张、价值相对主义蔓延等问题。部分领域出现诚信缺失、责任弱化、公共精神淡漠等现象,人际信任成本上升,社会合作基础受到侵蚀。与此同时,技术革新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数据伦理、算法正义、人工智能责任等新型伦理议题,传统道德框架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更为深层的挑战在于价值整合的难题。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与本土传统伦理、社会主义价值观交织碰撞,部分群体在价值选择上出现迷茫甚至割裂。若缺乏具有引领力的伦理规范体系,现代化进程可能陷入“发展有余而文明不足”的悖论,物质丰裕与精神空虚并存,效率提升与公平受损同在。因此,伦理规范的建构不仅是道德建设问题,更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文明形态演进的根本性课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规范的生成逻辑:三重维度的统一
其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资源。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德治”传统,强调“仁爱”“诚信”“礼让”“和合”等价值理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序列,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互助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认知的深层结构。这些思想对人伦关系、社会和谐、天人关系的深刻洞察,仍为当代伦理建构提供了丰厚滋养。
其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其伦理规范必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准则,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伦理体系的价值坐标。特别是“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战略目标,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意涵。
其三,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指向。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的单一模式,致力于创造一种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生态良好、和平发展的新文明形态。这一愿景要求伦理规范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功利计算,具备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到全球发展倡议中对公平包容的倡导,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一种更具道义感召力的现代伦理。
三、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规范的核心内涵:多层次的体系建构
在国家治理层面,强调“公正与发展”的伦理统一。现代化政策制定必须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伦理原则,体现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中。同时,发展伦理要求摒弃“唯GDP论”,将生态安全、文化传承、代际公平纳入决策考量。
在社会运行层面,倡导“责任与共生”的公共伦理。面对社会原子化趋势,急需重建基于责任与信任的公共生活。这要求强化契约精神、规则意识与公共参与,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文化。在企业经营中倡导环境、社会与治理责任,在网络空间抵制“流量至上”,维护清朗生态,是公共伦理的现实要求。
在个体生活层面,弘扬“自律与向善”的美德伦理。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不应沦为道德虚无的借口。自由以责任为前提,权利以义务为边界。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一种“有温度的理性”——既尊重个体选择,又倡导家国情怀;既追求个人成功,又恪守诚信底线;既享受现代生活,又践行绿色低碳。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正是新时代道德高度的生动体现。
四、实践路径:教育、制度与文化的协同推进
其一,强化伦理教育的基础功能。将伦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思政课中深化价值观引导,注重案例教学与情境体验。加强干部教育,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纳入考核。弘扬优良家风,发挥家庭在道德养成中的第一课堂作用。
其二,完善制度设计的伦理嵌入。在立法、执法、司法中体现伦理考量,推动“良法善治”。建立重大公共政策的伦理风险评估机制,防止技术滥用或政策偏差损害公共利益。通过税收、信用体系等经济杠杆,激励合乎伦理的行为。
其三,繁荣具有伦理深度的文化生产。鼓励文艺创作弘扬真善美,可利用新媒体传播道德典型,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伦理叙事。支持社区、企业、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其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应共同参与伦理秩序建构。发挥行业协会在职业伦理建设中的作用,支持公益组织在道德倡导中的创新实践,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就伦理争议问题形成社会共识。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与技术的跃迁,更是文明形态的深刻转型。当伦理规范内化为制度理性、外化为行为习惯、升华为文化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跃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具道义力量的中国方案。 (本文作者系河南大学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在职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