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麒1，滕飞龙2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必须清醒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治理多依赖政策红利与行政手段“短平快”推动，虽成效显著，但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政策波动性与现代农业所需的长期资本投入、技术沉淀之间产生了显著张力。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现代农业最根本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步入有法可依的法治化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施行，进一步夯实了底线思维。基于此，必须通过稳定的法律制度供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一、要素赋能：土地与技术的法治化配置路径
　　深化“三权”分置法治实践，破解规模经营与融资难题。现代农业要求适度规模经营，而这有赖于土地经营权的顺畅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的“三权”分置是伟大的制度创新，但在实践中，经营权法律性质、流转合同稳定性以及抵押融资功能实现仍存在堵点。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经营权的物权保护路径。在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地方性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防止因行政干预或村民自治组织行为随意性导致合同中断，保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投入意愿。同时，大力推广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规范化运作，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监管规则，引入公证、法律援助等机制，破解现代农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症结。
　　构建全链条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筑牢农业科技“芯片”护盾。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振兴是现代农业的着力点。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这是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性跨越。当前，亟须落实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配套实施细则，划清原始创新与修饰性模仿的法律界限，严厉打击“仿种子”行为。同时，注重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品种审定制度提出了挑战。法律应当具有前瞻性，探索建立适应生物育种技术的分类审查与保护机制，在保障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预留合法试错空间与商业化路径。
　　二、面向未来：绿色转型与智慧农业的规制创新
　　以“最严密法治”守护农业绿色发展底色。现代农业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实施，农业生态法律保护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但在实践中，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执法仍面临“成本高、取证难”的困境。因此，必须着力构建“农业生态补偿”与“环境责任追究”双向机制。一方面，通过立法明确农业生态补偿的法定标准和财政转移支付路径，让保护环境的农户和主体不吃亏；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法律责任，建立农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特别是针对耕地保护，不仅要严守数量红线，更要通过法律手段管控质量红线，将耕地质量等级与用途管制挂钩，严防“非农化”“非粮化”，确保良田粮用。
　　填补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的法律空白。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高级形态，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农业生产流程，但这也带来了数据权属、算法歧视与平台垄断等新问题。例如，智能农机采集的土壤数据、作物生长数据等，所有权归属于农户、设备商还是平台？对此，建议在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订或相关数字立法中，专门设立涉农数据保护专章，确认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原生数据的主体权利，规范农业数据平台的收集与使用行为，防止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对农户进行“杀熟”或压价。同时，规范农村电商和直播带货法律秩序，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行为，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区块链法律效力认证机制，让“数字红利”真正转化为农民的“增收红利”。
　　（作者单位：1.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2.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