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泽
　 随着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在为纪检监察工作注入效能的同时，也使其实践中制度边界与法治保障的适配陷入复杂张力。这种张力本质上是技术赋能下监察权扩张逻辑，与法治固有的权利保障、程序约束逻辑之间的碰撞，具体表现为以下三重张力。
　　一、监督效能扩张与公职人员隐私保护间的张力
　　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数据共享消解“数据孤岛”，实现了监督效能的几何级提升，而数据共享正是提升监督效能的关键路径。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运用数据碰撞技术，能够主动识别传统监督手段难以捕捉的腐败线索。此种监督模式将监督触角延伸至权力运行的微观层面，显著增强了监督的精准性；但监督范围的扩张也突破了传统监督方式的权力边界，突出表现为公职人员个人信息存在过度采集风险，违背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最小必要”原则。当前制度设计中，针对上述侵权事件的救济机制存在缺位，这与法治原则蕴含的“有权利必有救济”理念相违背，由此形成第一重张力。
　　二、技术演进加速与法律规范滞后间的张力
　　数字技术的迭代频率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固有异步性，导致法律边界的适应性调整始终滞后于技术实践。在技术维度，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正持续重构传统监管范式；而在法治维度，规范体系呈现显著滞后性——例如针对算法审查、数据分级共享及跨部门协同等新兴议题，尚缺乏专门性法规予以有效规制。技术创新的持续突破不断解构既有制度框架，而法治保障受立法周期制约难以同步响应，由此形成第二重张力。
　　三、权力运行模式重构与监察规范体系适配间的张力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权力运行模式重构，与以传统管辖规则及程序规范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之间，形成适配性张力。一方面，数字时代监察权运行呈现“扁平化”特征。此处的“扁平化”，指减少中间层级、简化流程环节的组织运行或权力运作模式，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可借助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对下级监察对象的全方位监督。此种权力运行模式的重构虽提升了治理效能，却与《监察法》确立的“级别管辖与属地管辖相结合”原则存在适配矛盾。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监察权运行需依托数据跨部门协同共享。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与审计、财政等部门的数据共享虽增强了监督合力，但因规范缺失可能导致权力边界模糊。法治保障依赖明晰的权力配置与程序约束，而技术重构的权力运行模式以效率为核心价值追求，二者运行逻辑的差异催生了第三重张力。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