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定于2025年5月2日为爱女举办满月喜宴”“喜迁新居，特设薄宴”……“五一”假期后，在西部某地农村地区，村民收到不少酒席邀请函。滥办酒席高峰期，老母猪下崽要办酒，房子装修要办酒，买辆车要办酒，病愈出院要办酒，甚至跳大神也办“消灾酒”……实在找不到理由，就说“为答谢亲朋好友对我家的关心厚爱，特在XX地方略备薄酒一杯”。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地方农村滥办酒席之风屡禁不止，不少群众为了人情往来背上沉重经济负担。
　　巧立名目滥办酒席
　　“最多的一天，我要参加11场酒席，跑不过来就微信转账，当天送了4000多元红包。”西部某县一村民说，从去年腊月到今年元宵节，他几乎天天有酒席邀约，礼金送出去3万元。
　　对婚丧嫁娶之外各种五花八门、巧立名目的酒席，当地群众称之为“无事酒”“耍耍酒”“歪歪酒”。“无事酒”名目不断翻新，礼金标准也在不断攀升。“50元拿不出手，至少都是100元。”西部某县一名老年村民和老伴都是残疾人，孙子刚出生，家庭负担重，但送的礼金却不少，一年送出去上万元。为了吃席送礼，一些家庭比较困难或资金暂时周转不开的村民不惜卖粮卖牲畜，甚至借钱、刷花呗、贷款。
　　缘何屡禁不止？
　　一些干部和群众认为，滥办“无事酒”，有的是为了比阔斗富，满足个人虚荣心；有的是为了敛财，将以往送出去的人情收回来。“办酒成本低、收益高，随便找个理由摆几桌，就能捞个几千上万元”。
　　“只要有一家办‘无事酒’，很多家就会想方设法跟着办，因为要把送出去的礼金收回来。”记者采访的西部某省多地群众认为，在一个村里，哪怕只有少数群众思想观念不扭转，就会影响到整体风气。
　　“滥办酒席是乡土社会人情泛滥的表现。邻里联络感情是好事，但有的人情往来发展到后来异化成办酒敛财，不办的人会认为自己吃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梅志罡说。
　　很多受访群众表示对于“无事酒”十分反感，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参加。“农村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很重要，不然下次自己家真有什么事，别人也不来帮忙。”有村民说。在滥办酒席严重的地区，个别自觉抵制的村民，还往往会被村里人戴上“不合群、为人差”的帽子。
　　应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近年来，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文件，对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和安排。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
　　一些地方也纷纷出台措施。贵州省湄潭县将村里有威望的党员、村干部、乡贤等组成红白理事会，对酒席规模、车辆数量、礼金数额等进行约定，并整合县、乡、村力量，将餐饮场所负责人、殡仪馆相关人员等全部纳入治理主体，滥办酒席等现象明显减少。
　　“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从转变民风入手，加强引导，移风易俗。”梅志罡建议，由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抓执行，约定礼金、规模、酒席类型等，通过疏堵结合方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减轻农村沉重的人情负担。
　　（据《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