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 刘莉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陕北农村相对落后，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村民居住分散，交通、信息、耕种、用水等条件差。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村村通了水泥路，户户通了网络和自来水，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村里的青壮年纷纷涌入城市务工，无数村庄陷入“留不住肉身，安放不了灵魂”的困境，乡村振兴动力和活力不足。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不断加速，城市的人口虹吸效应加剧，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离开土生土长的农村，选择在机会更多潜力更大的城市发展，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空心化”导致乡村发展陷入“人才断层”困境。笔者亲戚所在的村子，曾经有200多口人，夏日的傍晚，地里劳作归来的人们在村头歇息拉话、热闹喧嚣，如今村里仅住不到10人，且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隔代未入学的孙子辈。一位村干部感慨道，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赚钱，让孩子上学，下一代在城里接受教育后，对农村的生活一无所知，基本没有回村的想法，这无疑给农村的振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调研数据显示，尽管农民们普遍认同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参与，但他们又往往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回到村里，普遍把乡村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政府。青壮年把通过辛苦打拼赚来的积蓄用于在城里买房子，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点积蓄也优先支持孩子们在城里安家。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农民主体作用弱化，内生动力亟待激活。尽管政府持续加大“三农”投入，但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仍显不足。
　　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人虽然坚守着土地，但他们深知，他们将是最后一批种地的人。再过5到10年，农村可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困境。“谁来种地”的断层问题，影响陕北农村的发展。一位农民坦言：他小时候红枣是稀罕物，不多的枣儿长辈锁在柜子里，逢年过节才用；他壮年时，红枣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如今，每年秋季红枣挂在枝头无人打，烂在地里无人捡，主要原因是品质比不上新疆等地的品种，销路不畅。
　　在乡村振兴的推进中，重点村示范引领是普遍做法。重点村庄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能获得财政和社会资本的集中支持，这种发展资源规模是其他村庄难以企及的。然而，资源过度向重点村倾斜，未能形成可复制的示范模式。因缺乏普适性经验，重点村的“样板效应”难以辐射周边，并未能有效地带动其他村庄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人口的支撑。
　　乡村旅游被视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实践中，尽管这些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来建设旅游设施，但实际游客量远低于预期，乡村旅游“人气不足”问题凸显。在一些农村，虽然建设了诸如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却出奇地低。“送戏下乡”文艺演出，甚至出现“台上演员多于台下观众”的尴尬场景。一方面是居住分散，留守的老人们腿脚不便，另一方面是吸引力不够，随着网络和高清电视的普及，他们更倾向于在家刷视频看电视剧。
　　在年轻人普遍离开村庄的背景下，人口结构的变化给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求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建设幸福院，为乡村养老提供了新的实践，得到了普遍认同。但不少村庄村民居住分散，存在“为吃一顿饭步行一二里路”的现实困难，而集中供养缺乏住宿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中央政策的认同度较高，然而他们对村干部的满意度却相对较低。他们期望村干部能公正无私地处理事务，但现实中，部分村干部受宗族势力干扰，存在优亲厚友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将村务视为副业，精力多投入自家产业。在近年来的村两委换届中，新上任村干部充满朝气，但他们由于缺乏长期扎根乡村的奉献精神，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人是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必须引导农民转变观念，认识到自身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激发他们的主体积极性和创造力。解决这一核心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这包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政策环境等，以激发青年对乡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
　　乡村振兴不能仅停留在道路硬化、广场修建、房屋修缮等工作上，更需引导和吸引更多具有创业与实干能力的年轻一代投身其中，召集乡贤、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深入研究村情，因地制宜制定村组可持续发展规划，大力扶持思路清晰、有创业想法的农民返乡创业。例如，发展规模种植、规模养殖、兴办农副产品加工厂等举措，引入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形成种、养、加、销一体化的发展体系，使陕北乡村焕发生机与活力。
　　新时代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地不荒、村不衰”、“陕北是我的家，村村相望唤牛羊，田间地头五谷香”的美好景象一定能展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