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嘉宾。     长期从事农业历史研究，率先倡行地区与断代农业史研究，并以西北地区农牧史与战国秦汉断代研究确立了自己的特色领域与学术地位。

　　2021年末，西安的疫情牵动了大家的心。好在99%的确诊者都是轻症与普通型，且第四轮核酸阳性数下降。西安开启全城封控后，和疫情同样受到重视的是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与保障问题。12月29日，《西安晚报》用两个整版突出报道“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强调“西安连夜行动，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以及畅通生活物资保障的“最后100米”，要“把米面油菜送到群众家门口”。人员流动管控易，生活物资保障难，这或是各级领导与政府部门在疫情防控时尤应关注的问题。
　　去年春节前后新冠疫情发生，举国致力于疫情的防控。正月初五，我曾给有关领导发过一条短信，提醒他们要关注粮油菜果等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我预感到如果没有相对充裕的储备，由封城所带来的粮油菜果恐慌可能比新冠还要厉害。可以封城，但不能封路，尤其是绿色通道不能断。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如果突然出现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在常态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会感受到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出现非常情形，生活物资保障问题在城市化、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表现就越为突出。由于人口与资源禀赋之差异，中西方走了不同的农业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以追求商业效率为目的，而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却是满足国计民生需要。如何把小规模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大规模现代农业，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都被认为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首先满足的是农民自身消费的功能，剩余的才进入市场流通。殊不知，半商业化的中国小农经济在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上具有一种天然有效的调节机制，它意味着基于小农的生存需求而不会中断农业的生产进程。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自身粮食消费的数量供应与质量保证，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而城市人口的粮油蛋奶菜果是由市场供应的，把粮食安全完全交给趋利的商业资本运作，显然会由丰歉盈亏诱发许多巨大的隐患与冒险。
　　由于现代工业与城市的比较效益与经济贡献率超过了传统的农业与农村，所以在一定时段里城居或乡居成为判别人们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受这一思维定式之影响，现在占主导性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把城市（镇）化作为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的固定性、农产品功能的稳定性、农产品价格的限定性、农产品供需的平衡性、产量提升的缓慢性，即便有近现代科技与生产力作用于农业，农业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和工业城市相比仍是比较缓慢的。受产业特点的限定，现代化并没有给农业带来根本 性的变化。这就是现在为啥农民收入较低、大家不愿意从事农业、不愿就读农业院校的深层次原因。
　　农村是我们的故乡，农民是我们的父老，农业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衣食资源。其实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往上追溯三代，大概都是乡下人。由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CPI升降，谁敢说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我们所吃的米面、油奶、蔬菜、水果，是否安全、健康，谁不关心？愈是现代化，人类对农业的依赖愈会强化，因为总的趋势是农地会越来越少而农产品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多，以少应多风险明显增大。就此而言，粮食安全，主要是给城里人说的！
　　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把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而且碗里不一定全是我们的粮食，那样的后果我们敢于想象吗？所以“三农”问题不单是农村人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城里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是任何人不要轻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