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郑骅
　　我是一个不善饮酒的人，一喝酒就脸红，一杯也是这样，几杯也是这样。在我从小的教育中，喝酒都不是“正经人”干的事。特别是儿时的一些记忆，让我无法忘却，挥之不去。父亲喜欢和朋友喝点小酒，每次母亲见父亲长时间不回来就让我去找，她的方法很简单粗暴，就是让我满家属区一幢一幢地喊，总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这让我很反感，也很无奈。还有一次，父亲喝多了，我和母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第二天一早在一根电线杆下找到了，原来父亲喝多了，在电线杆下睡了一晚上。因此，幼小的我对喝酒没有什么好感。
　　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很久，从我上大学、工作，一直到了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我都是在和酒的抗拒和排斥中渡过的。直到2013年11月底的一天。一个离开单位很久的同事召集饭局，由于确实很熟，不好推却，就硬着头皮前往。在一阵推杯换盏后，大概知道了这个饭局的组成人员。原来参加这个饭局的都是医院的医生，有消化科的主任，有内分泌科的医生，有骨科的大夫，后来还来了一个ICU的专家，大家称他刘主任。在同事的介绍下，我也和他们一一碰杯。一开始大家还比较拘谨，几杯酒下肚，在酒精的作用下，大家开始称兄道弟，开始相互劝酒。
　　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开始互留电话，有用没用都留个电话，不然太不给面子。一边留电话，一边喝酒，一边说着不着边际的仗义话。这样的场景我见太多了，喝酒的时候大义凌然，真正找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也没有太在意，就留了几个医生的电话，后来也忘了这回事。
　　大概一个多月后，父亲突然给我来电话，电话中又焦急又无奈，原来，母亲由于糖尿病引发肾衰竭，已经住院几天了。父亲怕影响我工作，一直没有告诉我。在下来的一个月里，我用完了探亲假、年休假陪护，但母亲的病依旧没有好转，从低等级的病房转到了ICU。医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母亲的病没有希望了，把人拉回去吧。”
　　在慌乱和惊恐中，我走投无路，不知所措。就在我和父亲就要深陷绝望之时，我突然想起两个多月前的那场酒局，想起了那个无意间留下的电话。由于只见过一次面，喝过一次酒，我忐忑不安地打通了ICU刘主任的电话。在电话中，我把母亲的情况和他说了说，刘主任马上给出了准确地判断，也提供了一些医疗方案。听到这里，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最后，我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让刘主任协调医院派救护车把我母亲送回广东中山。
　　这下刘主任犯难了，先不要说费用，要知道医院的救护车是不能跨省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几天后，就在我即将彻底绝望时，刘主任来电话，“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安排车辆和护士去转运病人。”谢天谢地，谁说酒桌上没有真兄弟！也许是母亲命大，也许是酒的作用，曾经的一场杯酒，一个电话，让母亲跨过了生死关，从死神线上救了回来。
　　这个事件，彻底改变了我对酒和爱喝酒的人的看法，我开始试着去喝酒，去和真性情的兄弟喝酒；我开始参加甚至组建各种酒局，并通过这种酒局去认识、去维系新的朋友和旧的兄弟；我开始真正接受中国的酒文化，真正感受中国的酒文化。因为喝酒，我和周围的人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工作开展地也更加顺利。现在喝酒，不是应付，不是负担，很大程度是一种认同，一种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