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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规模经营多大面积才算“适度”？
文章字数：2963
春耕备耕时节，由于玉米等粮食生产效益下降以及对种粮前景的“悲观”，鲁西北少数种粮大户出现“毁约弃耕”。但在我国玉米大省吉林的部分产粮大县，不少种粮大户“蠢蠢欲动”，继续扩大规模经营面积。
毫无疑问，规模化种植打破了运行3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现状，将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自1987年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采取不同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以来，中央连续在多个一号文件和若干《决定》中提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能实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然而，虽然规模种植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但经营效益却无法与规模经营面积的增长同步，这也是政策层面提出规模要“适度”的应有之义。那么，到底多大的规模才算是“适度”呢？
租金成土地规模经营主要影响因素
2016年我国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生产者补贴”+“市场收购”新机制。总量过剩的玉米价格回归市场，从2014年每斤1.12元、2015年的1元，跌至目前的0.6元左右。
由于玉米等生产效益下降，今年春耕时节，山东武城县丰旺家庭农场负责人于秀全刚刚退掉了三年前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100多亩土地，“毁约弃耕”。但与此同时，在吉林省却有不少种粮大户却“蠢蠢欲动”，继续扩大规模经营面积。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大户”去年种了2700公顷玉米，今年他计划种1万公顷，支撑他跃进的就是效益。在他的账本里，因为“团购”，生产资料等投入低，每公顷种植成本仅3500元，而普通农民则普遍要7000元；在产出上，单产要高出附近农民10%以上，又是近2000元的效益；在质量上，他生产出的是一等、二等优质玉米，每公顷效益又能增加2000元。“一降两增”，他每公顷纯收入约4000元。
不论“毁约弃耕”还是“蠢蠢欲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地租，它占了种粮大户的近半生产成本。地租问题应放在一个时间坐标系来看。以吉林省为例，十年前，地租约为3000元/公顷，随着国家连年实施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玉米价格逐年提高，地租节节攀升，在2014年玉米“托底”价达到顶峰时，平均地租达到8000元/公顷，有的甚至达到1.5万元/公顷。
事实上，流转的土地租金过高不是个案。从土流网发布的2016年《全国各省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排名》报告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江西、湖南、安徽、新疆、辽宁等地区，土地流转的平均价格在300~600元/亩/年不等，600~1000元/亩/年区间内的有重庆、浙江、山东等地，北京、上海、海南等地则流转价格多在1000~3000元/亩/年区间内。
造成土地流转租金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推手恐怕是资本的炒作。自从土地流转政策推行以来，大量资本流入农业领域，但动机不纯者不在少数。他们有的为了拿到项目，有的为了政府补贴，有的甚至囤积居奇，赌一次机会。土地租金就这样被哄抬了起来，真正想做农业的企业再想拿到土地，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从而加大了营利风险。
“毁约弃耕”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表现
从农业经济的角度看，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应能实现成本投入、科学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叠加，最终提升效益，本不该亏损。然而，最近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行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确实有少数经营主体的经营出现了亏损，其中也有少数出现了退地现象。
但毁约弃耕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失去了优势。
事实上，对毁约弃耕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些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投机色彩较重，另一种是由于前年和去年玉米价格持续走低，一些大户由于土地流转的租地成本高，因“种粮越多，赔钱越多”而退出经营。
这些年国家重视农业，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近年来更着力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是，一些资本务农原本就不是为了规模化种粮，有的是为了圈地以后更改用途，有的是因为有国家补贴才进入；也有一些资本或大户确实是诚心种田，但忘记了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适度”两字，一味贪多贪快贪大，导致资金链紧张难以支付租金。
无论是投机种地还是真心务农，无论是工商资本还是传统大户，市场规律始终存在，他们都要面对农业的弱势和各种风险。去年，取消东北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玉米价格回落，吉林省的地租一度跌回十年前水平。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强表示，种粮大户根据市场条件变化缩小经营规模，从而出现“毁约弃耕”现象，也有一些种粮大户在土地流转价格高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这都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表现。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也有种粮大户利用粮价和地租“双降”之机选择“逆势接盘”。无论是粮价低点的退租退耕，还是地价低点的扩大规模，都是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农民寻求最佳适度规模的必然过程。
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优区间范围
规模化种植不是无限制地规模化，在当前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攀升、规模化种植管理经验欠缺的现实情况下，“适度规模”是每个农业经营主体首先考虑的问题。
何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认为：适度规模经营来源于规模经济，指既有条件下适度扩大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使得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趋于合理，以达到最佳经营效益的活动。适度规模的定义主要强调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华南农业大学李琴主持的关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课题组研究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特征。课题组认为，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应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
经过最低标准的测算，上述课题组发现：在平原类型的地区，基于农户种植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东北三省农户户均适度经营规模的最低标准为30亩左右，中部地区为23亩左右，西部地区为11亩左右。在丘陵地区，中部地区测算出农户户均最优耕地经营规模为24亩左右，在山地类型的地区，中部地区测算的农户户均最优耕地规模略小一些，为10~21亩左右。基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角度，课题组测算了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最高标准，结果显示：不管是在平原、丘陵地区还是山区，东北地区人均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最高，为35~47亩；中部地区次之，为20~35亩；东部地区最低，人均15~19亩。如果按照家庭人均2.5个强劳动力计算，东北地区农户户均最优面积为88亩~117亩左右，中部地区为50~75亩，东部地区为40~48亩。在西部地区，农户适度规模经营依土地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西部平原地区，人均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33亩，而在丘陵地带和山区类型的地方，人均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分别为22亩和17亩。以户均2.5个强劳动力计算，最优农地经营面积为34~82.5亩。
那么，规模化种植究竟能否盈利？至少在目前来说，三个方面必不可少。第一，提高机械化程度，剔除最不可控、最不稳定的人力劳动；第二，种植作物单一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第三，打造品牌，创建渠道，并保证销售渠道畅通、价格平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多种形式”和“适度”就是要把握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尺度，探索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模式。要在不流转土地的前提下，发展土地股份合作、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模式。农业规模经营决不仅只是集中土地，单个要素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综合效益的高低。因此，工商资本也好、传统大户也好，不妨在盯着流转土地之外，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服务的规模化补充土地的规模化。这是避免产生土地租金成本、提高农业效益的关键，也会是今后解决问题的最关键之举。（据《东方城乡报》等）
毫无疑问，规模化种植打破了运行3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现状，将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自1987年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采取不同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以来，中央连续在多个一号文件和若干《决定》中提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能实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然而，虽然规模种植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但经营效益却无法与规模经营面积的增长同步，这也是政策层面提出规模要“适度”的应有之义。那么，到底多大的规模才算是“适度”呢？
租金成土地规模经营主要影响因素
2016年我国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生产者补贴”+“市场收购”新机制。总量过剩的玉米价格回归市场，从2014年每斤1.12元、2015年的1元，跌至目前的0.6元左右。
由于玉米等生产效益下降，今年春耕时节，山东武城县丰旺家庭农场负责人于秀全刚刚退掉了三年前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100多亩土地，“毁约弃耕”。但与此同时，在吉林省却有不少种粮大户却“蠢蠢欲动”，继续扩大规模经营面积。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大户”去年种了2700公顷玉米，今年他计划种1万公顷，支撑他跃进的就是效益。在他的账本里，因为“团购”，生产资料等投入低，每公顷种植成本仅3500元，而普通农民则普遍要7000元；在产出上，单产要高出附近农民10%以上，又是近2000元的效益；在质量上，他生产出的是一等、二等优质玉米，每公顷效益又能增加2000元。“一降两增”，他每公顷纯收入约4000元。
不论“毁约弃耕”还是“蠢蠢欲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地租，它占了种粮大户的近半生产成本。地租问题应放在一个时间坐标系来看。以吉林省为例，十年前，地租约为3000元/公顷，随着国家连年实施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玉米价格逐年提高，地租节节攀升，在2014年玉米“托底”价达到顶峰时，平均地租达到8000元/公顷，有的甚至达到1.5万元/公顷。
事实上，流转的土地租金过高不是个案。从土流网发布的2016年《全国各省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排名》报告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江西、湖南、安徽、新疆、辽宁等地区，土地流转的平均价格在300~600元/亩/年不等，600~1000元/亩/年区间内的有重庆、浙江、山东等地，北京、上海、海南等地则流转价格多在1000~3000元/亩/年区间内。
造成土地流转租金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推手恐怕是资本的炒作。自从土地流转政策推行以来，大量资本流入农业领域，但动机不纯者不在少数。他们有的为了拿到项目，有的为了政府补贴，有的甚至囤积居奇，赌一次机会。土地租金就这样被哄抬了起来，真正想做农业的企业再想拿到土地，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从而加大了营利风险。
“毁约弃耕”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表现
从农业经济的角度看，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应能实现成本投入、科学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叠加，最终提升效益，本不该亏损。然而，最近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行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确实有少数经营主体的经营出现了亏损，其中也有少数出现了退地现象。
但毁约弃耕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失去了优势。
事实上，对毁约弃耕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些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投机色彩较重，另一种是由于前年和去年玉米价格持续走低，一些大户由于土地流转的租地成本高，因“种粮越多，赔钱越多”而退出经营。
这些年国家重视农业，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近年来更着力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是，一些资本务农原本就不是为了规模化种粮，有的是为了圈地以后更改用途，有的是因为有国家补贴才进入；也有一些资本或大户确实是诚心种田，但忘记了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适度”两字，一味贪多贪快贪大，导致资金链紧张难以支付租金。
无论是投机种地还是真心务农，无论是工商资本还是传统大户，市场规律始终存在，他们都要面对农业的弱势和各种风险。去年，取消东北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玉米价格回落，吉林省的地租一度跌回十年前水平。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强表示，种粮大户根据市场条件变化缩小经营规模，从而出现“毁约弃耕”现象，也有一些种粮大户在土地流转价格高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这都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表现。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也有种粮大户利用粮价和地租“双降”之机选择“逆势接盘”。无论是粮价低点的退租退耕，还是地价低点的扩大规模，都是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农民寻求最佳适度规模的必然过程。
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优区间范围
规模化种植不是无限制地规模化，在当前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攀升、规模化种植管理经验欠缺的现实情况下，“适度规模”是每个农业经营主体首先考虑的问题。
何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认为：适度规模经营来源于规模经济，指既有条件下适度扩大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使得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趋于合理，以达到最佳经营效益的活动。适度规模的定义主要强调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华南农业大学李琴主持的关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课题组研究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特征。课题组认为，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应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
经过最低标准的测算，上述课题组发现：在平原类型的地区，基于农户种植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东北三省农户户均适度经营规模的最低标准为30亩左右，中部地区为23亩左右，西部地区为11亩左右。在丘陵地区，中部地区测算出农户户均最优耕地经营规模为24亩左右，在山地类型的地区，中部地区测算的农户户均最优耕地规模略小一些，为10~21亩左右。基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角度，课题组测算了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最高标准，结果显示：不管是在平原、丘陵地区还是山区，东北地区人均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最高，为35~47亩；中部地区次之，为20~35亩；东部地区最低，人均15~19亩。如果按照家庭人均2.5个强劳动力计算，东北地区农户户均最优面积为88亩~117亩左右，中部地区为50~75亩，东部地区为40~48亩。在西部地区，农户适度规模经营依土地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西部平原地区，人均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33亩，而在丘陵地带和山区类型的地方，人均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分别为22亩和17亩。以户均2.5个强劳动力计算，最优农地经营面积为34~82.5亩。
那么，规模化种植究竟能否盈利？至少在目前来说，三个方面必不可少。第一，提高机械化程度，剔除最不可控、最不稳定的人力劳动；第二，种植作物单一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第三，打造品牌，创建渠道，并保证销售渠道畅通、价格平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多种形式”和“适度”就是要把握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尺度，探索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模式。要在不流转土地的前提下，发展土地股份合作、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模式。农业规模经营决不仅只是集中土地，单个要素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综合效益的高低。因此，工商资本也好、传统大户也好，不妨在盯着流转土地之外，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服务的规模化补充土地的规模化。这是避免产生土地租金成本、提高农业效益的关键，也会是今后解决问题的最关键之举。（据《东方城乡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