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农村地区，人情礼金日益成为村民的负担，有的支出甚至占家庭支出一半以上。在贫困地区，过多的人情礼金更成为贫困户的枷锁，导致贫上加贫。在四川部分贫困农村，尽管很多村民渴望改变，但由于既有习俗，个人显得无能为力。但一些地方通过村民自治，较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隐形负担”。
    为随礼不惜举债
   在四川秦巴山、乌蒙山等贫困地区，“人情送礼风”让贫困户苦不堪言。万源市大竹镇染房村胡荣祥一家三口平均年龄超过60岁，劳动力短缺、病患不断。胡荣祥说，通过低保、粮食直补等国家补助，他家每年有5100元，但一年送出去的礼金最多有4000元左右。记者在胡荣祥家看到，破旧的土墙四壁漏风，屋里漆黑一片。
    四川一些农村地区，不少家庭每年用在“人情往来”上的开支高达上万元，一些贫困户甚至不惜举债随礼。很多村民的人情开支占家庭支出的一半以上，成为他们的沉重枷锁。在安岳县岳新乡新田村，村民邓天明2015年上半年送出去的礼金就高达6800元，而他家一年正常的生产生活开支却不到5000元。他说，农村办酒席的种类很多，除了婚丧嫁娶之外，满月宴、生日宴、升学宴、乔迁宴，有的甚至买车都要操办一番。“都记不得送了多少起了，被邀请后如果不去会被说是瞧不起人，礼少了面子还挂不住。”
    一些地区甚至形成攀比风，更让贫困户雪上加霜。通江县空山乡青龙村贫困户张彩香说，她家每年送出的礼金高达万元，她儿子原计划今年春节结婚，因拿不出近10万元的彩礼，一直到6月中旬婚事都没着落。
    规范引导遭遇两难
    部分农村愈演愈烈的“送礼歪风”让群众苦不堪言，想改变但却受制于逐渐变异的习俗。一些地方政府已看到这股“歪风”带来的危害，制定政策出台文件进行规范引导，但在一些地区却效果甚微，甚至陷入两难境地。记者调查发现，张彩香所在的空山乡在2014年底出台了《关于规范农村操办酒宴的意见》，并建立农村办理酒宴申报登记台账，收到一定成效。去年通江县借鉴空山乡的做法，公布了一则《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的通知》，规定农村和城镇居民只允许操办婚嫁、丧事和寿宴三类酒席，而寿酒只有70岁以上老人才可操办。但此通知随即引起社会热议，被网友吐槽“管太宽”。
    胡荣祥说，“礼尚往来”最重要的是面子，不送礼自己都要“捂着脸走路”。张彩香也认为，“人情送礼”是农村的传统习俗，不是哪一个人能改变的。很多人务工回来，挣到钱就开始攀比，演变成“不正之风”。有的村民就想尽办法找借口办酒席，借此敛财，大家却无可奈何。
    一些专家认为，宴请作为传统习俗，“人情往来”无可非议，但近年来摆酒铺张浪费甚至成了敛财方式，脱离了传统民俗本意，民众也希望能刹住这股“歪风”。但为了改变民间陋习，一些地方用“一刀切”的方式强势推行，操作性并不强。通江县在舆论压力下，再次发出有关监督检查违规操办宴席的通知，但监督对象没有民众，仅为国家公职人员，规范农村“送礼歪风”陷入两难境地。
    改变风气要润物无声
    有基层干部表示，要改变“送礼歪风”，政府相关部门要以巧妙方式进行引导，真正实现移风易俗，还得靠群众自己。令人欣慰的是，在川中部分农村，一些随礼风正在发生转变。
    代作奎是四川安岳县岳新乡桃坝村村民，一直在外从事电器、净水器等行业的销售工作。近期，他回到家后就感到风俗开始发生变化。“以前，很多人办酒席，送礼都是400元、600元。现在，大办酒席的人很少。”代作奎说，崇尚节俭、移风易俗得到大多数村民认可。
    岳新乡新田村的村民告诉记者，有的村民即使办酒席，也不收礼金。邓天明则透露，今年新春之际，村民文传刚为了庆祝乔迁之喜，向家族成员及村民发出邀请，前来参加宴席。“他打过招呼，说只图个热闹，不用送礼，送了也不收。”邓天明说，那天很多村民与他一样，只是买了一串鞭炮，既热闹又没什么负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邓天明的人情支出几乎可忽略不计。
    原岳新乡党委书记刘毅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红白喜事理事会”机制的推出。2015年下半年以来，岳新乡在桃坝村、新田村试点运行“红白喜事理事会”，并制定了《红白喜事理事会章程》，党员带头签订《节俭操办红白喜事承诺书》，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等方式进行提倡。
    “刚开始推的时候，我们也小心谨慎，害怕受到村民和舆论的强烈反对。”刘毅说，但通过党员示范、村民自治等形式，村民自己做出了选择。这种润物无声式规范引导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