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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记者 赵允
    6月8日，刚吃过午饭没一会儿，陕西省周至县集贤镇的董霞便冒着炎热天气坐车去县城接正在上初二的女儿放假回家。从女儿上小学二年级被送到县城就读开始，董霞在送学、接学的这条路上一走就是近七年。因为常带着孩子坐县城到集贤镇的103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也跟董霞熟络起来。“周五下午的乘客比平时多很多，除了有好多学生，还有很多像她一样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一些孩子年纪太小，一个人坐车家长不放心，只能来回接送，顺便把孩子穿了一周的脏衣服带回家洗干净。”103公交车售票员李师傅告诉记者。
    在我国乡村，董霞仅仅是无数渴望让孩子通过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完成龙门一跃的农村父母中的一个缩影。在他们看来，哪怕和孩子一起辛苦奔波在求学路上，只要能让其在优质教育资源中占有哪怕一席之地，也好过让孩子继续待在村镇上的学校就读。“县城的教育肯定要比村上、镇上的教育好，家长累点无所谓，只要能让孩子有个好前程。”董霞笃定地表示。同时，她也告诉记者，身边不少把孩子送到县城甚至市里就读的家长也是这么认为。
    农村学校生源大面积涌向城市，大面积撤点并校仍阻挡不住的农村生源减少趋势，毫无疑问地折射着城乡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落差。未来，乡村教育何以为继，如何才能真正消弭教育的城乡二元鸿沟，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
    生源流失折射乡村教育软肋
    “现在学校的生源和前些年根本没法比。”谈及学校目前的情况，在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新村小学任教几十年的教师司会娥向记者直言道。她告诉记者，原来没有撤点并校之前，新村小学的学生来自四个自然村，那时候每个年级两个班，共有100人左右。撤点并校之后，新村小学被设为中心小学，周边村子的小学都撤了，按理说学生应该不少，但结果并非如此。现在学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也就20多人，原先挤得满满当当的两栋教学楼如今也荒废了一栋。缘何生源落差如此之大，在司会娥看来，孩子少了是一方面，但农村生源流向城市学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学校因生源减少导致教学楼荒废，撤点并校之后，整所学校荒废的情况在农村地区比比皆是。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麻街镇野人沟的河面上，曾经用于老师摆渡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的船只早已无人问津。麻街镇胡新村党支部书记邵绪山告诉记者，当地的撤点并校和移民搬迁已让原来的小学因没有生源而荒废了。
    “现在条件好一点的都希望孩子能在城里读书，虽然国家对农村学校有各项支持，好多学校也建了食堂，开设了英语、计算机等课程，但和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硬件设施和教育环境相比，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谈及缘何将女儿放在西安就读，老家在周至县终南镇解村的赵英表示。而采访中，不少将孩子留在农村学校就读的父母也承认，好的师资力量不断向城市学校转移的状况让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存在一定忧虑。除此，在一些乡村学校记者也发现，因无法配足各学科老师，或专业学科老师无法胜任其他学科教学，导致一些学校开设的教学科目仍仅局限于语文、数学的情况，也让一些家长感到恐慌。
    除了想让孩子在城市学校享受更好的教育环境外，采访中，一些群众也告诉记者，在农村，能将孩子送进城就读已成为一些家庭引以为傲的事情，因为往往只有一些条件好的家庭才能承担起孩子在市县学校就读附带的一些开支。而记者也发现，这种因家庭经济状况差距而导致的农村学子留乡和进城分流的状况在基层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进城读书和城镇化建设推动农村生源迁徙
    和仅将孩子送到城里读书的情况不同，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原本留守农村老家的孩子随外出工作的父母进城念书，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举家迁徙也成为助长农村生源源源不断涌向城市当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虽然经济上挺吃力，但我们还是咬牙在西安买了房子，为的就是让我儿子能在城里接受教育。现在买房的手续都办好了，心里踏实多了，谁都不想让自家娃输在起跑线上。”谈及自己在西安买房的初衷，周至县集贤镇在西安市上班的李淑霞说。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和李淑霞一样，让下一代能在城市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已成为众多年轻人选择脱离农村、在城市安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来我们在外打工，儿子上小学一直由她奶奶照看。老人没文化，在家仅能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辅导不了作业。儿子的学习成绩上不去，性格也变得十分内向。”说起儿子曾经的留守经历，现在周至县某幼儿园上班的崔露至今仍有些愧疚。为了让孩子充分享受到父母关怀并接受更好的教育，儿子上初中后，崔露义无反顾地将他接到身边。“虽然住的还是租来的房子，但明显能感觉到他和我亲近多了。”崔露说。
    同样将原本留守的孩子接到身边，家在陕西岐山，在陕西杨凌做了多年修补轮胎生意的黄建辉也表示，希望孩子能在杨凌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希望能尽快在这里买房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杨凌人。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的当下，一些长期在外务工的父母，和将孩子留在家里相比，更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城市，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怀，让他们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
    “末端补偿”均衡城乡教育资源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不可规避的软肋。但从古至今，不计其数的寒门学子通过刻苦攻读，成为杰出人才，为寒门学子出人头地树立榜样。于是，“寒门出贵子”成为很多农村家长鼓励后辈发愤图强和众多寒门学子自我激励的夙愿和格言。但在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一定差距的当下，众多经济条件好的农村学子纷纷走出农村进城读书，享受更多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反之，寒门学子成为农村学校主力军的趋势愈加显现。对此，一些人不禁忧虑，在新一代的农村学子当中将出现“寒门”出身、“贵子”难寻的状况。据我国高校录取情况统计显示，近几年，农村学子和城市学子考上大学（本、专科学校）的比例大体相当，但由于城乡基础教育水平的差距，农村学子上重点高校的比例相对较低。在2014年北京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农村生源占18.5%。2015年，在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农村考生占不到25%。
    为着力改变这一状况，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教育新政，如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切实提高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以帮助更多农村学子如愿走进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校门。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今年发布的农村学生专项计划———“腾飞计划”，计划招生约400人，占复旦总招生计划数的13%以上，取消笔试面试，同时可享受学校全额资助，并有机会进行海外交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公布了2016年高校专项招生计划（即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门面向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的农村学生。 
    “源头扶持”紧抓优势开辟乡村教育上升通道
    着实，“末端补偿”的举措为农村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带去曙光，但这种政策修补机制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程方平看来，只是点上的影响，并未真正解决根上的问题。
    而要真正解决根上的问题，程方平认为，除了继续做好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办学条件这些“源头扶持”外，还应适当恢复一些乡村小学，在有人群的地方，哪怕是偏远地区设立学校，之所以如此，因为小学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意义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特别偏远山区，大家可以在学校听广播，看新闻，这对农村建设非常有意义。“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他说。而记者了解到，曾经，农村小学不单能教孩子们读书学文化，也常兼顾着夜校、农业技术普及中心的职能。
    在乡村学校恢复方面，程方平认为，不单要恢复，还要配足老师，注重全科老师的配备。另外，在基本标准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应考虑到农村边远地区的特殊情况，要和城市有所区别地调整一些农村地区的教师配置指标。“现在师范教育分科太细，教师教学一般只局限在自己所学的学科，这限制了农村教师的配备和发展，评价体系也过于正规化，其实非正规的教育在特殊地区非常重要。”程方平说。
    除了恢复乡村小学外，程方平告诉记者，现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缺少对农村优势的认识，农村学校也对自身接近自然，接近生活、生产的优势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而这种仅以城市学校纯学术的标准为方向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对此，他认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切实转变观念，认识到农村和城市不同的长处，真正去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村学校的价值，不能仅看重城市的重点学校。另外，农村学校要充分认识自身的优越性，这是促进教育大众化和社会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前几天去了江苏一所小学，在这方面就表现得特别好。学生在学校种茶、种荷花，很有生活气息，城里学校的孩子都跑去体验那种生活，新加坡、美国的孩子也去那参观，感觉特别好。农村人不应该只有变成为城里人这一个价值取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让农村消失。但在现代化手段的助力下，城里孩子享受到的知识同样可以为农村学生所享受。”程方平说。
    除此，他认为，除了工业类创新和商业类创新应被社会关注外，农业类创新更应得到重视，很多扎根农村的能人选育出的新品种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些都是可以和教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只有考名牌大学才有用，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人生的上升通道，也同样可以实现梦想，完成人生“质”的飞跃。